新教育实验，是由朱永新教授发起的，以十大行动为途径，帮助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核心理念的教育实验。自2000年正式发起以来，正以她独特的魅力深刻影响中国教育的生态。

目前，全国已有61个实验区、3000余所学校、300余万师生参与了新教育实验。她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人数最多的民间教育实验。在当下中国教育改革事业不断推进的宏观背景下，她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民间力量和重要拼图。由偏居一隅到遍布全国，从生于毫末到合抱之木，她已成为中国民间教育改革事业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

新教育实验的酝酿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

从1986年开始，朱永新教授用近5年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中华教育思想研究——中国教育科学的成就与贡献》一书的写作之中，阅读了大量中外教育思想家的著作，不仅系统研读了西方新教育运动代表人物的著作，更对从远古到当代的中国教育思想发展进行了梳理。与那些美好的教育理想相遇，激发了创造美好教育的冲动。在完成了这部近80万字的著作时，冥冥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使命感。

1988年，朱永新教授应约为广西人民出版社撰写一部《困境与超越——当代中国教育述评》的书稿。在写作期间，收集了大量中国教育的资料，既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的成绩而鼓舞，也为越来越严重的教育经费短缺、应试教育等问题而焦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更驱使他为改变中国教育做点什么。

1990年，朱永新教授应邀去日本上智大学访学一年。虽然在德语文化圈研究所工作，但是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考察日本教育。回国以后，主编了一套10余卷的《当代日本教育丛书》，系统介绍了日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领域的教育发展情况，研究了明治维新以来特别是战后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情况，对近邻的研究，也让他对中国教育改革有了一些思考。

1993年，朱永新教授出任苏州大学教务处长，成为全国综合性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在五年教务处长期间，他先后在苏州大学推出了必读书目制度、激励性主辅修制度、学分制、文科改革试点班、理科强化实验班等，为书香校园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

1997年底，朱永新教授从苏州大学教务处长转任为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分管教育文化等工作。有感于全社会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和批评，教育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也出于对区域教育变革的期待，他开始系统思考理想教育的模样，先后在苏州市推出了改造相对薄弱学校计划、名师名校长行动计划、农村村小现代化行动计划、教育信息化行动计划等，并且在全国率先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些行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区域教育的品质，改变了教师的精神面貌，也激发了他进一步继续教育改革与实验的愿望。

1999年，朱永新教授开始阅读一些管理学的著作。其中一本就是《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没有想到，这本书中的一则故事给了他强烈的心灵震撼：德鲁克父子去看望另一个管理学大师熊彼特。熊彼特对自己的学生说了一句让他刻骨铭心的话。大意是：“我到了这样一个年龄，我知道仅仅凭自己的著作流芳百世是不够的，除非我能够改变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朱永新教授意识到，这些年他虽然也写了许多著作，但是其实他并没有真正走进教育生活，更谈不上影响和改变他们教师的生活！朱永新教授决定改变话语方式，改变行走方式，真正地去走近教师，走进他们的教育生活。

但是，从一个学者过渡到一个行动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中要找到一个中介，不仅是理念上的转变、情感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方式方法上的改变。朱永新教授用了很多心思去琢磨、思考。正好在这一年的夏天，江苏省教育报刊社在苏州举行了一次创新教育笔会，邀请他为与会的代表讲述他心中理想的教师。这一次讲演，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教育话语方式，找到了走向教师与教育生活的路径。讲演结束以后，他应邀去江苏武进湖塘桥中心小学授课带徒，系统地把自己关于教育的理想与年轻教师们分享。

2000年，朱永新教授把在苏州和湖塘桥中心小学等关于教育理想的讲演集结出版了《我的教育理想》一书，比较系统提出理想教育的一系列目标。这本书点燃了很多教师对于教育的激情。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理想是天方夜谭，觉得应试教育的体制让校长老师带着镣铐，根本无法实现理想。朱永新教授认为，教育的智慧就在于从现实的教育空间中寻找最大的发展可能性。在同样的制度环境下，有的学校做得风生水起，有的老师做得有声有色？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自己。所以，创办一所学校，为中国教育探索一条新路的想法也就水到渠成了。

2000年11月，作为新教育实验诞生的标志，《我的教育理想》正式出版。不仅是因为这本书直接“催生”了新教育，还因为新教育实验最初的一些理念与思想，源自这本书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对于教育理想的追寻。为了区别于历史上的“新教育”，称之为“新教育实验”。

2002年9月，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在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正式起航。